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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飞:企业内部集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认定与辩护
发布:2026-11-22 11:25:25 作者:马飞  
马飞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引 言

      资金紧张的企业向内部职工集资,是经营实践中并不少见的选择。名义上或为员工互助借款,或为项目跟投,或为内部股权激励;出借人、投资人多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款项也往往直接进入企业账户。正因如此,这类安排容易被理解为“内部事务”,与面向社会公众的非法集资相距甚远。但司法实践反复表明,内部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间,并不存在一道由“员工身份”划出的天然界线。一旦募集范围溢出、信息向外扩散、回报承诺具备保本付息的外观,原本的内部融资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实务中的问题因此集中在三处:第一,内部融资在什么条件下越过刑法边界;第二,企业涉嫌犯罪时,具体由谁承担刑事责任,责任范围如何划定;第三,哪些资金计入犯罪数额,退赔在什么时点、以什么方式产生何种法律效果。三者并非并列的三个专题,而是相互校验的三条主线:边界决定行为性质,归责决定责任主体,数额与退赔决定量刑区间与从宽空间。任一环节的事实缺口,都可能使结论失之毫厘。
       本文以《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法释〔2022〕5号、公通字〔2014〕16号、高检会〔2019〕2号为主要规范依据,结合坤泽案、恒大案与陈某军案三则公开案例,尝试把三条审查主线落到可操作的证据与辩点上。

一、规范起点:《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三层结构

(一)罪状与法定刑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款以“数额+情节”划定三个量刑区间,具体门槛由司法解释细化。

(二)单位犯罪与责任人员

       同条第二款规定:“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是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安排。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通常指对集资事项作出决策、批准或授意的人员,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经其授权的负责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则是具体组织收款、记账、宣传、发放返点或办理合同的人员。两类人员的责任基础不同,认定时不能以岗位名称或经手资金的事实简单替代。

(三)公诉前退赔的法定从宽

      同条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把退赔时点写入刑法,使清退不再只是民事层面的赔偿问题,而成为影响量刑乃至能否免予刑事处罚的法定情节。
上述三层结构,恰好对应本文的三条审查主线:第一款对应入罪边界,第二款对应个人归责,第三款对应数额与退赔。以下分述。

二、入罪边界:内部融资何时转化为非吸

(一)四项特征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法释〔2022〕5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上述四项可概括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与社会性。四项条件须同时具备,缺一即不成立。实践中争议最大的,通常不是非法性,而是公开性与社会性——信息是否向社会扩散,对象是否属于不特定多数。也正因如此,内部集资的辩护空间主要集中在这两个要件,而不是笼统强调“我们没有对外集资”。

(二)内部排除条款及其两个限定

      同条第二款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是内部集资最重要的规范依据,但其适用同时受两个事实限定:其一,集资信息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其二,吸收对象确属特定。两个限定描述的是事实状态,不是身份标签。名册上全是员工,并不等于对象特定;从未投放广告,也不等于没有公开宣传。
     由此可以澄清两个常见误区。其一,十名真实员工、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对象始终特定的情形,通常可以主张适用排除条款;但“十人”本身并非安全线,人数多少不是法定标准,特定性取决于募集范围是否封闭,而非出借人数量。其二,内部员工身份不自动出罪,若存在对外扩散或者以入职包装出资的情形,仍可能被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还需注意,排除条款仅排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认定,并不当然使融资行为在其他法律层面合法。民间借贷的效力、非法放贷的行政与刑事界限、以及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合同项下的义务,仍需分别审查。内部集资“不构成非吸”,与“完全合规”是两个不同的判断。

(三)公开宣传:不限于广告投放

      公通字〔2014〕16号第二部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因此,公开宣传并不以张贴公告、投放广告为限,口口相传、微信群转发、员工之间的相互介绍,同样可能构成。
       “我们没有打广告”因此不构成有效抗辩。只要集资信息经员工流向家属、亲友与社会关系人,组织者知情后不予制止并继续收款,公开性要件即可成立。审查重点应放在传播路径与获悉时点:信息何时、经谁、以何种方式到达集资参与人;组织者何时知道;知道后有无制止、退回或者调整。开放群聊、代收外款、融资入职三类情形,应分别核查传播与获悉时点、真实出资人与明知放任、以及吸纳人员的目的,分路径核实,不宜笼统累加。

(四)特定对象的穿透:两条法定路径与实质判断

      公通字〔2014〕16号第三部分规定,下列情形不属于“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一)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第一条路径的核心是“明知+放任”。所谓放任,通常表现为默许甚至鼓励员工“拉亲戚朋友一起投”,设置介绍费、返点或提成,对外部人员缴款不作拒绝,账目与员工出资混同计息,明知资金来自非本单位人员仍继续收款并按期付息。这类事实往往不依赖口供,而沉淀在客观材料中:银行流水里反复出现的非员工付款人,以“介绍费”“渠道费”列支的支出科目,微信群中的动员话术,签到表中身份不明的参会人员。办案机关据此可以形成明知的推定,被告人再主张“不知道是谁的钱”,通常难以成立。
      第二条路径的核心是“入职与缴款的真实关系”。认定时应核查:劳动合同签订时间是否紧接集资启动;社保是否真实缴纳;有无实际岗位、考勤与工资发放;出资额度是否与“入职”条件挂钩;资金到期后是否随即离职。“投资即可入职”“先交钱后办手续”“挂靠员工名额”,在形式上满足了内部集资的外观,实质上恰恰暴露了以身份包装对象的意图。
      两条路径在适用上应分别核实、分别证明,不能因为存在若干外部付款人就笼统推定全部对象均为不特定,也不宜把两条路径的事实简单累加。每一名集资参与人的身份、资金来源与获悉渠道,都应有对应证据。
      除法定路径外,还有一层实质判断:募集范围是否可封闭、对象是否可特定。若集资面向全体职工无差别开放,不设资格门槛,人数随规模持续膨胀,出资与劳动关系之间不存在实质绑定,份额还可以自由转让给第三人,那么即便名册上全是员工,也容易被认定为不特定对象。反之,范围限于在册职工、不得对外转让、人数与规模相对固定、由单位统一登记管理的,更接近“特定对象”的本来含义。

(五)坤泽案:公开宣传与对象特定的证据之争

      据界面新闻所引一审判决,2011年7月至2020年4月,邢继承在太原市小店区下庄村开发建设坤泽十里城项目期间,因资金短缺,伙同他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况下,利用两家房地产公司的名义与村民签订借款合同,以支付12%至18%年利息为诱饵,通过张贴公告、口口相传等方式公开宣传,向229名对象吸收存款522934296元。2025年4月28日,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二十万元,与寻衅滋事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二十万元。
      该案值得讨论的,不是结果的轻重,而是两项证据链条是否闭合:其一,宣传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证言所描述的传播范围、时间与方式是否具体,能否支撑“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其二,229名对象的身份关系是否逐一查清,其中员工、村民、亲友各自的资金来源与获悉渠道是否区分。在客观取证受限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法综合认定,但综合认定仍须建立在在案证据之上。人数多不等于对象不特定,员工出资也不当然等同于员工个人借款。对辩方而言,按对象、按资金逐笔梳理证据链,比笼统主张“都是内部人员”更有意义。

(六)股权、回购与回报承诺的实质审查

       法释〔2022〕5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将利诱性表述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利诱性不限于书面约定利息,保本加固定年化收益、到期按约定价格回购股权、承诺最低收益或者差额补足、以房产货物折抵本息,均可能满足该项。
       实践中常见一种安排:员工认购股权,协议正文写明共担风险,另以侧函约定“一年后本金加8%回购”。对此应追问三个问题:第一,正文与侧函是否冲突,侧函是否构成独立的回报承诺;第二,有无期限回报、差额补足或者无条件回购;第三,实际分红与亏损如何承担,有无工商变更、股东名册、参与经营与亏损分担的记录。
         不能仅凭回购安排即认定犯罪:真实股权的利润预期不当然具备利诱性,回购也可能是股东之间的正常安排。反之,也不能仅凭合同写明“共担风险”即否定利诱性,名股实债的安排往往在侧函、补充协议与实际履行中暴露。判断仍须回到四项特征条件:即便具备利诱性,若未公开宣传且对象仅为内部特定人员,仍应适用内部排除条款。

三、个人归责:企业涉罪,谁承担责任

(一)单位犯罪下的两类责任人员

      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前者通常是决策者,即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经其授权的负责人;后者是组织收款、记账、宣传、发放返点的执行人员。财务人员、部门负责人是否入罪,取决于其是否明知集资性质并实际参与实施,而非仅凭岗位名称或者经手资金的事实。

(二)主观明知的综合判断

       高检会〔2019〕2号第四部分提出,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故意,应当依据其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本人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情况,以及吸收资金方式、宣传推广、合同资料、业务流程等证据,结合其供述,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该条给出的是证据清单与综合判断方法,而非单一推定规则。

(三)责任范围的三问

        在此基础上,个案审查可以归结为三问。第一,知道什么、何时知道:结合任职、培训、合同、流程与汇报关系,判断其对集资性质、对象范围与资金去向的知情内容及时间。第二,本人做过什么:核查其是否参与宣传、组织、吸收、审批,以及是否曾汇报、核验或者制止。第三,依法负责多大范围:结合故意、职责、作用与参与期间确定,既不机械限于其亲手募集的金额,也不当然及于单位全部行为。
       配偶付款的情形尤须谨慎。不能仅凭付款人姓名认定员工替企业对外募集,还应查明资金来源、账户控制、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推介与收款。付款人身份只是线索,真实的出资关系与参与行为才是认定基础。

(四)恒大案: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的区分

      据最高人民法院官网2026年8月20日发布的消息,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日对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许家印案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查明,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另据公开报道,56名相关人员同日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山区人民法院另案分别判刑。
       该案最具方法论意义的一点,是同时出现了单位被告、实际控制人与数十名相关人员三个层次的责任安排。单位犯罪并不意味着全员有罪;实际控制人承担全面责任,也不意味着每一名员工的参与范围等同于企业整体行为。对个案中的被告人,仍应逐人审查其主观故意、具体行为与责任范围。公开通报所列罪名与刑罚,不能替代对56名相关人员各自裁判理由的分析。
       由此还可以提出一条反向的审查要求:不能因为单位被认定为犯罪,就把单位的意思表示、决策行为与资金流向整体归于每一名任职人员;同样,也不能因为个人曾经任职或经手款项,就当然认定其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

四、数额与退赔:哪些资金计入,何时清退

(一)追诉门槛与量刑档次

       法释〔2022〕5号第三条至第五条分别规定了入罪、第二档与第三档的标准。三条均采用“数额、对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三项择一的结构,具备其一即可适用;同时,第三条规定了降低数额门槛的组合条件,第四条、第五条分别规定了对应的组合条件。
                                                                  表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人数与损失标准

量刑档次 吸收金额 对象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
入罪(第3条) 100万元以上 150人以上 50万元以上
第二档(第4条) 500万元以上 500人以上 250万元以上
第三档(第5条) 5000万元以上 5000人以上 2500万元以上
 
       注:三项标准为择一关系。第三条第2款另规定,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在25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之一的,亦应追诉;第四条第2款、第五条第2款规定了相应的组合条件。资料来源:法释〔2022〕5号第三条至第五条。
       需要提示的是,2022年修改后不再区分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数额、人数标准,二者适用同一门槛。法释〔2022〕5号第十四条明确,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的,依照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此前按二倍标准掌握的旧口径已不再适用。
         数额达到追诉标准,并不等于构成犯罪。追诉标准解决的是“是否进入刑事程序”的量的门槛,构成要件解决的是“行为是否属于非吸”的质的判断。仅向五名真实内部员工借款二百万元、未向社会公开宣传且对象始终特定的情形,即便金额超过入罪标准,仍应回到四项特征条件与内部排除条款审查;反之,数额未达标准但具备降低门槛组合条件的,仍可能被追诉。金额不能替代构成要件审查。

(二)混合资金的计入规则

        高检会〔2019〕2号第五部分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的资金应当与向不特定对象吸收的资金一并计入犯罪数额:“(一)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三)向社会公开宣传,同时向不特定对象、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
      该部分同时明确,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集资参与人收回本金或者获得回报后又重复投资的数额不予扣除,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这一规则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若同一公开募资安排下四项特征条件成立,员工出资400万元与公众出资100万元应合并计算,非吸数额为500万元;已经归还350万元,并不意味着犯罪数额变为150万元,已还部分只影响损失认定与量刑。数额、损失与未退本金是三个不同口径,起诉书与判决书常分别表述,辩护时不宜混用。
       核数时还应处理三类特殊情形:其一,收回本金或者回报后的真实复投,数额不予扣除,但可主张作为量刑情节;其二,重复记账或者纯展期,应核查有无新的资金吸收,避免把同一笔资金反复计入;其三,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口径不同,集资诈骗另依法释〔2022〕5号第八条,以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

(三)公诉前后退赔的不同法律效果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释〔2022〕5号第六条进一步明确: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表2 退赔时点与法律效果对照

退赔时点 法律依据 法律效果
提起公诉前 《刑法》第176条第3款;法释〔2022〕5号第6条 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主要用于正常生产经营且全部清退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提起公诉后 法释〔2022〕5号第6条 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不再产生减轻或者免刑的法定效果
 
      注:免予刑事处罚以“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且“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为前提,并非退赔即当然免刑。资料来源:《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法释〔2022〕5号第六条。
       因此,清退时点不是程序细节,而是实体权利。核数与退赔应同步推进:一方面通过逐笔对账确定未兑付本金与可直接清退的金额,另一方面尽早形成可执行的清退方案,避免因时点跨过起诉而丧失法定从宽空间。退赔方案还应兼顾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清退对象的范围与到账凭证的留存,避免出现“口头承诺清退、实际未能执行”的情形。

(四)陈某军案:退赔、谅解与自首的综合效果

       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年6月27日发布的案例,陈某军以投资管理公司、寄卖行等名义公开吸收资金,承诺还本付息,再将资金高息转借他人;截至2023年11月,尚有193人、4800余万元未兑付。审理期间,其全额清退上述未兑付款项,193名集资参与人出具谅解;法院另认定其构成自首,最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该案的轻判,是退赔、谅解、自首与资金用途等多种情节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退赔。缓刑须同时具备《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次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累犯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退赔可以创造从宽条件,但不自动带来缓刑。

(五)核数的三个口径

      综合上述规则,核数应固定三个口径。第一,本金口径:非吸数额按吸收资金全额计算,已归还部分不减少犯罪数额,但影响直接经济损失与量刑。第二,复投口径:收回本金或者回报后真实复投的数额不予扣除,但可作为量刑情节;重复记账与纯展期应核查有无新的资金吸收。第三,损失口径:直接经济损失以集资参与人实际损失计算,与吸收总额、未退本金均可能不同。三个口径分别对应追诉标准、量刑情节与退赔范围,混用会导致结论失真。

五、三条主线的相互校验:五组证据

         把上述规范落到案卷,三条主线可以进一步拆解为五组证据。它们既是对办案机关审查顺序的归纳,也是辩护人组织材料的清单。
                                                                               表3 三条审查主线对应的五组证据

序号 审查主线 重点证据
01 非吸边界 员工名册、身份关系与真实出资路径
02 知情时序 群聊记录、汇报材料与拒收、退回记录
03 交易实质 协议、推介材料、回购安排及实际分红
04 个人归责 决策权限、参与期间与资金控制
05 核数与清退 逐笔对账、复投核验与清退到账时间
 
                                     注:五组证据分别服务于行为性质、主观故意、交易实质、责任范围与量刑情节的证明,不宜相互替代。
      五组证据的价值在于相互校验。员工名册不能代替四要件审查;公司流水不能代替个人归责;审计报告认定的吸收金额,也不能代替对资金性质与对象范围的判断。边界、归责、数额三者之间,任何一处事实发生变化,结论都应随之调整。例如,若募集对象被证明始终限于在册职工且信息未扩散,行为性质即可能回到内部排除条款;若个人的知情时点晚于集资启动,其责任范围与罪名评价也应相应限缩;若部分金额属于重复记账或纯展期,数额档次与量刑区间即须重新计算。
       辩护的落点,不是为企业或者个人的行为更换一个标签,而是把三项事实证明清楚:钱从哪里来、信息怎么传开、谁在什么时点知道并做了什么。把这三 件事说清楚,法律适用才有可靠基础。

 结 语

        内部集资的定性,最终不取决于名册上写的是谁,而取决于募集范围是否真正封闭、信息是否真正未扩散、风险是否真正由出资人共担。三者失守其一,行为便可能从民事违规转为刑事犯罪;三者同时失守,“内部集资”就只剩下一层外观。
       三条审查主线因此具有三重意义:对办案机关,它是审查顺序;对辩护人,它是证据清单;对企业,它是合规底线。边界、归责、数额相互校验,核数与退赔尽早同步推进,才是这类案件中最稳妥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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