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书(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法学博士)
对赌协议在我国商事融资实践中早已是常规安排,司法机关对它的态度却经历过一次明显的转向。早年的争论集中在协议是否有效,2019 年之后,争论的重心转移到另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协议被认定为有效之后,投资人究竟能不能拿到钱。效力之争落幕,履行之困登场,这构成了本文讨论的起点。
以一个脱敏案例作为引子:某百亿级电商独角兽在增资协议中约定"限期上市,否则按年化 8% 回购"。公司 IPO 失败,对赌条款被触发,创始人失联,公司拖欠供应商款项超过 4 亿元。条款清楚、效力无疑,投资人却"赢了官司、执行不了"。本文即沿着减资程序、资本维持与财务资助禁止这三道关卡,分析对赌协议在履行环节受阻的机理、争议与可能的出路。
一、问题提出与规则演进
(一)从"效力之争"到"履行之困"
对赌纠纷的范式转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焦点已从"协议是否有效"转向"有效之后能否实际履行"。早年争议集中于对赌条款的效力,海富案(2012)一度认定"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2019 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 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 5 条一锤定音——与目标公司对赌原则上有效,效力之争就此告一段落。
但履行环节随即暴露障碍:协议有效,未必能够执行。问题从"白纸黑字的效力"转移到"真金白银的履行"。效力层面已经打开的通道,在程序与资本的关口上重新收窄,这正是"三重门"提法的由来。
(二)规则演进脉络
从个案裁判到统一规则,司法立场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轨迹:由"一刀切无效"走向"有效 + 履行审查"。四个节点大致勾勒出这条线。
表 1 对赌规则演进脉络
| 时间 |
案件或文件 |
核心立场 |
| 2012 |
海富案(最高法〔2012〕民提字第 11 号) |
与股东对赌有效;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 |
| 2016 |
瀚霖案(最高法〔2016〕民再 128 号) |
目标公司为股东的对赌义务提供担保有效 |
| 2019 |
华工案(江苏高院〔2019〕苏民再 62 号) |
与目标公司对赌有效,且具备可履行性 |
| 2019 |
《九民纪要》第 5 条(法〔2019〕254 号) |
与目标公司对赌原则有效,履行受减资程序与利润分配审查 |
从"效力否定"到"效力肯定 + 履行审查",规则演进为后来的"三重门"埋下伏笔:效力问题解决得越彻底,履行问题就暴露得越充分。
二、对赌履行的三重门
三重门并非并列的三条规定,而是三类彼此衔接的履行障碍:股权回购型对赌卡在减资程序,现金补偿型对赌卡在资本维持,公司参与回购、补偿或担保则可能撞上财务资助禁令。以下逐门分析。
(一)第一重门:减资程序
股权回购型对赌的履行,必须先走减资程序,这是程序上的前置要求。《九民纪要》第 5 条规定,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法院要审查是否完成减资程序;未完成的,驳回诉讼请求。新《公司法》第 162 条(原第 142 条)以法定情形限定股份回购,对赌回购不在其列,只能归入"减少注册资本"一途。因此,投资人要公司回购,须先减资;而要减资,须有股东会决议。
真正的障碍出现在减资的方式上。新《公司法》第 224 条第 3 款(新增)确立了"等比例减资为原则、定向减资为例外"的规则:减资原则上按股东出资或持股比例进行,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赌回购恰好属于"定向减资"——只减特定股东的出资以实现其退出。按该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减资须以章程预先规定为前提。这道门槛,被实务界称为履行通道上的"叹息之墙"。
由此形成所谓"减资死结":合同有效并不等于可以履行,减资程序成为回购的天然前置闸门。其间的链条很短——对赌条件触发(通常为未按期上市或业绩未达标)、投资人请求公司回购、法院要求先完成减资程序、而公司或控股股东并无启动减资的动力,最终落回"有效但履行无门"。减资决议握于公司之手,投资人无法强制执行。
实践中还有一类尝试:在投资时预先签署"附条件的减资决议",待回购触发时自动生效。此类安排的效力存在争议——它可能限制董事在未来的独立判断,也违背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多数情形下不被认可。这意味着对赌回购的履行,高度依赖交易对手的配合,而非投资人单方可以推进。
(二)三重门之外的"第四道暗门":回购权行权期限
即便闯过减资程序,投资人还须留意行权期限。2024 年 8 月 29 日《人民法院报》刊载的法答网第九批问答中,最高法民一庭杜军提出:回购权应受"合理期间"限制,当事人未约定的,以不超过 6 个月为宜。
这一口径的争议源头,在于回购权的性质。若认其为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投资人可以长期"躺平";若认其为形成权,则受合理期间(除斥期间)限制。性质之争,直接决定投资人还有多久可以退出。法答网第九批问题 2(咨询人:上海高院孟高飞)给出的口径是:回购权是投资人可以自主"脱手"的权利,以"合理期间"限定更符合商业预期;有约定的从约定,例如约定"未上市之日起 3 个月内决定",超期即视为放弃回购或选择继续持有;未约定的,"合理期间"以不超过 6 个月为宜,诉讼时效自提出请求之次日起算。
这一规则与三重门的衔接意义在于:减资能走、利润也充足,若未在 6 个月内行权,回购权仍可能消灭。行权期限因此成为横在"履行"之前的"第四道暗门",对赌退出须争分夺秒。
需要区分的是同批问答中的问题 4(最高法民二庭张小洁):新三板、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因其违反证券账户实名制(《证券法》第 58 条)与公序良俗,依《民法典》第 153 条认定无效。代持规则中并无"6 个月"限制,6 个月规则仅适用于对赌回购权(问题 2),二者不可混同。
(三)第二重门:资本维持
现金补偿型对赌,受资本维持与利润分配规则约束,核心是"须有可分配利润"。《九民纪要》第 5 条规定,投资方请求金钱补偿的,法院要审查是否违反抽逃出资的规定(《公司法》第 53 条)以及利润分配的规定(第 210 条第 4 款);公司没有利润或者利润不足的,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公司有利润的,投资人可以另行起诉。补偿型对赌因此被"有无利润"卡住。
抽逃出资则是资本维持的红线。投资人以股东身份主张公司补偿,本质上是公司资产流向股东,须以"不抽逃出资 + 有可分配利润"为前提。即便绕开减资程序,现金补偿仍不能侵蚀公司资本、损害债权人利益。资本维持由此构成第二道闸门。概括而言:回购看减资、补偿看利润,两类对赌对应两道资本维持的关口。
(四)第三重门:财务资助禁止
2024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新《公司法》第 163 条,首次在法律层面禁止财务资助,为对赌履行增加了全新变量。该条分三款:
第一款为禁止性规定:公司不得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赠与、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财务资助,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除外。
第二款为豁免通道:为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公司可以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但财务资助的累计总额不得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三款为责任条款:违反前两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问题随之而来:对赌中的公司回购、现金补偿或担保,是否落入"财务资助"?这成为 2024 年之后的争议焦点,学界尚未统一,裁判亦未形成一致路径。
(五)第三重门的争议焦点
肯定说认为对赌落入禁令。罗培新(《苏州大学学报》)提出,对赌协议本质即为公司财务资助协议,其效力取决于财务资助本身的有效性;公司为投资人支付回购款或补偿款,属于"为他人取得本公司股份提供财务资助"。
否定说认为不落入。于莹、申玮(民商法律网)提出,现金补偿的目的在于降低投资人的风险敞口,而非"帮助他人取得股份",经商业实质与目的检验,不违反财务资助禁令。
担保维度另有讨论。王蓓蓓认为,目标公司为回购义务人提供担保,若未履行法定程序或者损害公司资产,可能因违反财务资助禁令而无效;也有观点认为,将担保一并纳入禁令会削弱担保的功能,有待司法解释厘清。
溯及力问题同样存在。签订于新法之前、履行于新法之后的财务资助安排,可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3 条溯及适用新法。
效力肯定、履行受限、资本安全三重关切在此叠加,财务资助禁令由此成为最新的争议焦点,也是三重门中规则最不确定的一道。
三、交叉冲突、分歧与裁判路径
(一)三重门的交叉适用:串联而非并联
三道门相互叠加,而非相互替代,任一门不通,履行即受阻。从投资人的角度看,路径是这样的:主张履行之后,先遇减资程序,多数情形受阻;即便通过,还要看资本维持,视公司有无可分配利润而定;最后可能撞上财务资助禁令,而其效力尚存争议。能够顺利走完三关、实际获得履行的情形,只占极少数。
因此,三重门是串联结构而非并联结构:最窄处决定通过率,履行的安全性取决于最薄弱的那一道门。这也解释了为何"协议有效"与"拿到钱"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落差。
(二)三类立场的分歧
围绕对赌,学理与裁判形成了三类立场,其关切从"效力"到"履行"再到"资本安全",逐层加码。
表 2 对赌三类立场比较
| 维度 |
效力派(早期) |
履行派(《九民纪要》后) |
财务资助派(新法后) |
| 核心关切 |
条款是否有效 |
能否实际履行 |
履行是否侵蚀资本 |
| 代表 |
海富案(2012) |
《九民纪要》第 5 条;华工案 |
罗培新;《公司法》第 163 条 |
| 公司直接参与 |
无效 |
有效但履行受审查 |
可能违反财务资助禁令 |
| 投资人保护 |
弱 |
中(程序卡口) |
待规则统一 |
需要强调的是,立场演进不是替代关系。效力、履行、资本安全三重价值需要在同一框架内权衡:只讲效力,会忽视程序与资本的约束;只讲资本安全,则可能使对赌安排整体失去意义。
(三)实务应对与立法建议
实务上的基本判断是:事前设计优于事后救济,规则清晰优于个案博弈。可从三个层面着手。
第一,交易结构的事前设计。优先采用"与股东、实际控制人对赌"的安排,避免由公司直接买单;确需公司参与的,应在协议中前置减资、利润分配的条款与决议机制,把程序义务写进交易文件;涉及担保的,须依法履行决议程序。
第二,用好财务资助的豁免通道。如确须公司参与,可依第 163 条第 2 款走"为公司利益"的决议路径:经股东会决议,或经董事会依章程、股东会授权作出决议;累计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三,推动规则层面的清晰供给。建议司法解释明确财务资助与对赌的边界,借鉴"商业实质 + 目的"的检验方法;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37、38、82 条,正在将法答网的口径上升为裁判规则,这一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结语
三重门的破解,七分在交易结构的事前安排,三分在规则层面的清晰供给。对于投资人,这意味着在签约阶段就要把减资、利润与决议程序一并设计;对于公司与创始股东,则意味着在承诺对赌之前先评估自身能否走完这三道门;对于裁判者与规则制定者,问题在于如何在不侵蚀资本安全的前提下,为合法的对赌安排保留一条可履行的通道。
以下几个问题仍值得进一步讨论:财务资助禁令应否适用于对赌履行?"减资死结"是否应允许法院直接判令减资?回购权"6 个月合理期间"应如何统一裁判尺度?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下一阶段对赌纠纷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