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很少表现为某一次信贷收紧或某一轮市场波动。它更像一条长期低位的水平线:行情好时也不宽裕,行情差时最先干涸。围绕这一现象的讨论,通常集中在银行的风险偏好、企业抵押物不足、直接融资渠道狭窄等技术层面。这些解释都有道理,却容易停留在中层。本文试图把视角再往下移一层:如果民营企业在市场主体地位与法律主体地位上,尚未与国有企业真正对等,那么融资约束就不只是某项政策松紧的副产品,而是制度结构在金融领域的投射。以下从融资难的结构性表现、现实中可选择的突破路径、沿途的刑事风险,以及平等地位这一根本命题四个层面展开。
一、概论:融资难是长期的结构性约束
(一)现象与判断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以来持续存在,并没有随着某一轮宽松政策而消失。它的成因分布在多个层面:金融体系的信贷配置习惯、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财务透明度、资本市场的层次与门槛,任何一项单独拿出来都足以造成约束。但有一种判断值得重视:这些中层原因之上,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法律地位,尚未与国有企业真正对等。
这一判断在实务中并不抽象。同样的资产规模、同样的现金流,不同所有制身份的主体在授信额度、风险定价、担保要求、不良容忍度上,常常得到不同的对待。当风险偏好沿着所有制身份而不是沿着项目质量分布时,融资价格的差异就不再是市场对风险的定价,而是身份对价格的加价。企业感受到的“难”,往往不是借不到钱,而是借不到与自身经营周期相匹配、价格可承受的钱。
(二)制度进展
制度层面并非没有回应。2025年4月3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该法自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法律确立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明确民营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这是把“平等”从政策宣示上升为法律原则的一步,也为融资促进、权益保护提供了规范基础。但是,法律原则的确立,并不等于结构性约束自动解除。原则要经由准入清单、授信规则、风险分担安排、产权保护机制,才能最终落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一部法律解决的是“应当平等”的问题,具体的信贷实践解决的是“如何平等”的问题。两者之间那段距离,正是本文后面要讨论的落点。
(三)三重结构性因素与数据
把融资约束拆开来看,至少有三种结构性因素在同时起作用。其一是信息不对称。部分民营企业财务政策透明度不足,报表与真实经营状况之间存在距离,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识别风险,风险偏好自然趋于保守。其二是抵押担保不足。中小民营企业生命周期短、经营波动大,可用于抵质押的资产有限,一旦缺少合格担保品,信贷通道便收窄。其三是资本市场不足。债券、股权等直接融资渠道对中小民营企业的门槛很高,企业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期限结构与风险结构都难以匹配。
从总量数据看,政策投放的力度是明确的。
表1 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5月末)
| 指标 |
数值 |
说明 |
|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
34.42万亿元 |
同比增长11.6% |
| 私人控股企业贷款余额 |
44.95万亿元 |
— |
| 新发放加权利率(普惠小微) |
3.69% |
— |
| 新发放加权利率(私人控股) |
3.45% |
— |
数据来源:国新办2025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2025年7月),数据截至2025年5月末。
总量在扩张、价格在下行,这是数据给出的第一层信息。第二层信息需要把三项指标放在一起读: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说明针对小微的投放仍在加力;普惠小微新发放加权利率3.69%,略高于私人控股企业整体的3.45%,两者之间的差距,反映的正是小微主体在风险识别与担保条件上的弱势。换句话说,钱是有的,价格也在降,但“融资难”的体感并未同步消失。难的从来不是有没有资金供给,而是企业能否以可承受的条件、在需要的时候,拿到与经营周期匹配的资金。
二、突破路径:民间融资与挂靠混改
(一)民间融资:合法借贷与涉刑只在一线之间
当正规信贷通道收窄,企业首先转向的是民间融资。常见的方式有三类:民间借贷与亲友之间的拆借;引入外部担保人、由第三方代为借款;通过民间借贷中介撮合资金。这些安排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存在,也确实解决过不少企业的燃眉之急。
问题在于,合法的民间借贷与涉刑的非法集资,中间只隔着一线,而这一线往往由几个具体要素划出。正常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前提是利率符合法律与司法解释关于借款利率上限的规定,资金用途合法合规。一旦行为方式越过下面两条边界,性质就会改变。
第一条边界是对象与方式。未经金融许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可能触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里的要害有两个:一是“不特定”,面向亲友等特定范围与面向社会公众,法律评价不同;二是“承诺还本付息”,保本保息的承诺把借贷关系推向了吸储的实质。第二条边界是目的与方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项目、以高息为诱饵骗取资金,可能触及集资诈骗罪。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通常从项目真实性、资金去向、归还能力与归还意愿等客观事实反推。
对企业和经办人而言,可操作的合规动作并不复杂:控制宣传与推介范围,不通过公开渠道或中介向不特定人群扩散;不作保本付息的承诺;留存完整的借款合同、资金流水与用途凭证。这些材料在事后判断行为性质时,往往比任何口头说明都更有分量。
(二)挂靠与混改:合作借力,也可能拖入连带风险
另一条被反复尝试的路径,是借助他人的身份与信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私营企业以“红帽子企业”的形态出现——挂靠集体或国有单位名义经营,以此换取准入资格与融资便利。近些年,这种安排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演变为股权合作、项目合作、供应链合作等混改形式,但底层逻辑仍然是借力:借对方的资质、信用与通道。
借力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风险如何分配。合作中常见的两类风险值得提前看清。一类是产权归属与责任边界不清:名义上的出资关系、实际的经营控制、历史遗留资产的归属,如果没有在合同中写清,一旦发生争议,企业很难证明哪些是自己的。另一类是连带风险:合作方要求企业提供连带担保,或要求承接既有债务,这些安排会把合作方的风险接进企业自己的表内。经营与资本状况未必因此根本改善,反而可能在合作方出现问题时,把企业拖入清算、破产乃至刑事涉案。
所以,合作可以借力,但产权、债务与责任边界,必须在合作之前以合同事先划清。出资比例、控制权安排、债务承担范围、担保边界、退出机制、历史资产归属,这几项应当在合作开始时就落到纸面,而不是等到纠纷出现后再回头解释。
三、刑事风险:先看行为方式,再看主观目的
融资过程中的刑事风险,往往不是企业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在资金压力下逐步滑入的结果。识别风险的基本方法有两条:先看行为方式,再看主观目的。行为方式决定可能触及的罪名范围,主观目的决定在同一行为方式下此罪与彼罪的区分。
(一)六类常见罪名与边界
表2 融资过程中常见的刑事风险
| 罪名(刑法依据) |
典型情形 |
边界提示 |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76条) |
未经许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还本付息 |
面向特定亲友与不特定公众,是重要区分 |
| 集资诈骗罪(第192条) |
虚构项目、高息诱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资金 |
关键看非法占有目的与诈骗方法 |
| 骗取贷款罪(第175条之一) |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金融机构贷款 |
看是否造成重大损失、是否有还款意愿 |
| 合同诈骗罪(第224条) |
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主体或担保,骗取对方财物 |
看有无履约能力与实际履约行为 |
| 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第271、272条) |
内部人员侵占、挪用企业资金 |
企业内部治理与资金监管风险 |
| 行贿罪(第389条) |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职人员财物 |
与正常商业馈赠、佣金的边界 |
注:罪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现行条文;个案定性以司法机关认定为准。
这张表的作用不是记罪名,而是提示每一类风险真正的争点在哪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的分界,落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与非吸相邻的,还有“对象是否特定”“是否承诺还本付息”这两个更靠前的判断。骗取贷款罪的成立,除了欺骗手段,还要看是否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还款意愿与实际还款情况因此成为重要事实。合同诈骗罪的核心,是签约时有无履约能力、签约后有无实际履约行为,而不是合同条款写得漂不漂亮。职务侵占与挪用资金,指向的是企业内部治理:资金审批、账户管理、关联交易如果缺少制衡,风险就从内部产生。行贿罪则要区分“不正当利益”与正常商业馈赠、佣金,财物性质、给予对象与利益指向,三者缺一不可。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区分只是类型化的提示。具体案件的行为定性,取决于完整事实与证据,最终以司法机关的认定为准。企业在事前能做的工作,是把行为方式留在合法区间,把主观目的留痕在客观材料里。
(二)风险沿链条逐级传导
单看某一类罪名,容易低估风险。融资领域的刑事风险通常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沿着一条链条逐级传导:融资受限—民间融资或挂靠借力—高杠杆与担保连带—现金流断裂—刑事涉案。
第一环是融资受限。正规渠道拿不到与经营周期匹配的资金,企业的扩张计划与周转需求仍在那里,压力推动它转向非正规渠道。第二环是绕行,民间融资、挂靠借力成为现实选择,但这类资金的隐性成本更高、期限更短,借来的不只是钱,还有更紧的还款节奏。第三环是杠杆与担保,短期限、高成本的资金叠加连带担保,把合作方的风险也接进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第四环是断裂,一旦主营现金流出现波动,担保代偿与债务到期同时到来,资金链在最需要弹性的时候失去弹性。第五环是涉案,为了维持运转,虚构项目续贷、挪用资金、转移资产等行为可能相继出现,企业从民事违约的边界跨入刑事视野。
这条链条并非宿命。链条上每一步都存在合规切断点:事前以合同划清产权与责任,控制担保连带的边界,保留完整的资金留痕。风险之所以逐级演变为涉案,通常不是因为某一步无法切断,而是因为每一步都被推迟到了“以后再说”。
四、核心观点:平等是解开融资难的关键
如果融资难根植于主体地位的不对等,那么解决它的根本,也就不在某一项信贷政策,而在确立平等的法律地位与市场主体地位。这种平等至少包含三层。
(一)平等准入、平等融资、平等保护
第一层是平等准入。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破除隐性门槛。准入环节的差别待遇,会沿着产业链传导到融资环节:进不去某些领域,资产结构就难以优化,可抵押资产与现金流稳定性都受影响。
第二层是平等融资。信贷、债券、股权渠道一视同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企业需要的是与自身发展阶段匹配的融资工具,而不是所有人都被赶到同一条独木桥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意义,正在于让不同规模、不同阶段的企业都能找到对应的直接融资出口。
第三层是平等保护。产权与企业家权益同等保护,涉企财产依法审慎处置。产权保护的确定性,直接决定金融机构的风险判断:当财产权的边界清晰、处置程序可预期,信贷的风险溢价才可能真正降下来。
《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并在融资促进章节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开展股权、债券融资。方向已经明确,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落到机制上。
(二)把平等原则落到具体机制
立法方向是清楚的: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把平等原则落到准入、信贷、产权保护的具体规则中去。原则如果只停留在总则,企业在办理一笔贷款时仍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只有进入具体的授信规则、担保规则、不良容忍规则,平等才具有可操作性。
配套机制至少包括三项。一是信息与信用体系,让金融机构能够以较低成本识别企业真实风险,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整体性保守。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与风险分担机制,把银行不愿承担、也不应独力承担的风险,分散到担保、保险、股权等多个环节。三是合规指导与刑事边界提示,让企业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知道界线在哪里,而不是在事后才由司法机关告知。
再往下追问一层,还有一个更基础的问题。私有产权孱弱,是民营经济市场和法律主体地位低下的基础性原因,也是法律纠纷多发的根源。产权预期不稳定,企业就倾向于短期行为,金融机构就倾向于短期限、高担保的授信安排,融资难与纠纷多便互为因果。
据此可以提出一项政策建议:将私有产权纳入与公有产权同等的立法和司法高度。平等保护不是对某一类主体的照顾,而是对产权制度本身的加固;产权保护的强度,最终决定融资的价格与期限。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融资难不是一个孤立的金融现象,它同时是市场主体地位、法律地位与产权保护状况的投影。民间融资、挂靠混改这些突破路径,能解一时之急,却不能替代制度层面的平等;刑事风险则是这条路径上最需要提前设防的一段。
平等,仍是解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核心关键。它不只是一句原则性的表述,而应当落到准入清单、信贷规则、资本市场层次与产权保护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原则进入机制,融资难才可能从长期的结构性约束,变为可以逐步缓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