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环境形势很严峻，想必已经是国人的共识，最近关于北京大气检测结果和地下水污染情况的报告，似乎又为这一共识提供了佐证。国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担忧。

在渤海湾漏油风波尚未平息之际，又出了这么多事，我们有太多疑问要解答，但是正要发问，却不知求诸何方，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究竟谁来对我们的环境负责？我们在出事之后，竟然找不到问责的对象。比如地下水的问题，俗话说“九龙治水”，管水的部门太多了，管地下水的部门就更多，职能交叉、权责不明，以至于问题严重到如此程度，却没人出来负责。

责任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渤海湾漏油事件我就很有感慨，当年在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时候，有关部门吵得很厉害，都想争管理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力，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却未见有管理部门承担法律责任。权力对应着责任，既然握着权力，就理应承担责任。在争权的时候，大家都热火朝天、面红耳赤，一旦出了事，要追究责任，大家就都避之不及。

同理，为什么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停建了那么多在建的核能设施？就是因为我们的核能建设“裸奔”了20年，我们在核能安全没有基本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先行发展了20多年。如果发生了核事故，我们连基本的法律依据都没有。早在1984年，国家就准备制定《原子能法》，为什么到现在这部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关部门在争管理权，这些部门相互之间争来争去，导致法律不能出台，这样高度危险的领域，我们居然没有法律，简直是荒唐。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环境方面的立法太少，以至于问题重重呢？其实不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法律里面，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是较多的。在环境保护领域，无法可依的时代基本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它执行好，以及如何完善它。那为什么没有很好地执行？这里面有一些人为的原因，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我们的环境保护法煮了一锅夹生饭。

首先是人为原因，《环境保护法》第16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所辖行政区域的环境负责。所以如果出了环境问题，地方政府是逃不了干系的。比如北京的大气出了问题，理所应当要由北京市政府来负责。但是地方政府如何负责，如何追究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法律规定则语焉不详，政府部门的权力太大，责任太少，而且太少的责任也未落到实处。

而如果市民想要问责，却很难操作，比如想要通过司法途径，状告北京市政府，法院肯定不会受理，因为受理无据。所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环境责任明晰化、可司法化，迫使政府对环境负责。除了政府，每个个人也应对环境负责，我们每个个体其实既是环境的受害者，也是环境的加害者，中国的环境处于一个互害的局面。

从客观原因来讲，中国的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结构性问题，包括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我国现在的能源结构，70%左右是煤炭，其次是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而所谓的清洁能源，如水电、核能、太阳能等，只占到能源结构的8%，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大气状况有根本性的改变很难。

其次是产业结构，现在我们的第二产业仍然占了很大比重，而重化工业又占了第二产业重要部分，这种情况肯定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不做出大的改变，法律在面对这个大格局的时候，也会显得很无奈。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要保增长，有时候会采取一些与法律规定的目标相违背的政策和措施，而法律也没有办法。比如2008年的4万亿投资，经过环评的或者做过研究讨论的项目很少，所以后续的环境问题就出现了。

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要做该做的事，社会也应该担起自己的职责，每个人都应该有所反思，不要指望一蹴而就，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开倒车。我们现行的很多环境标准都比国际、国外标准低，比如现在执行的大气标准是1996年制定的，发展了这么多年，经济、技术都有了提高，官方也承认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但仍称“时机”不成熟，所谓时机不成熟，大概也就是担心公布的数据太难看，有损政府形象，丢了面子，但人的健康是头等大事，我们必须去做。

而事后的追责，更是我们急需加强的。像渤海湾漏油事件，我们不仅要追究相关公司的行政、民事责任，更要追究它们的刑事责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部门提出追究康菲公司刑事责任的问题。至于有人分析，中国的法律对环境污染处罚太少，只罚了20万，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误读。我们的《行政处罚法》里面有“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但如何来界定“一事”，这么大面积长时间的污染难道只是“一事”？如果把污染一天视为“一事”，一天罚20万，现在一两百天下来，罚款也要几千万，这样局面又如何？